【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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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期瓷器的成熟

陳逸民 陳鶯 寧蔓

商代的印紋硬陶，商周時期的原始瓷器，已經開創了我國陶瓷發展的先聲，成熟的瓷器將會應運而生。對于成熟瓷器的產生，亦即我國瓷器的成熟期，諸多學者根據出土的資料做出了自己的研究，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這些成果，也一直被學界奉為正朔。

中國硅酸鹽學會編的《中國陶瓷史》認為，“瓷器是我國勞動人民的重要發明之一，它出現于東漢時期，距今已有一千八百余年的歷史?！?/p>

馮先銘先生也認為，瓷器燒成于東漢，在作為文博系統教科書的《中國陶瓷》中，其第三章《漢代的瓷器》的第二節中，它的題目就是“瓷器燒成于東漢”。

葉喆民先生認為，東漢時期是我國瓷器的燒成期，他在其所著的《中國陶瓷史》中說：“到了東漢時期，由于長期經驗的積累，在對原料的揀選、釉的配制和施釉技術的不斷改進，窯爐結構的改善、燒成溫度的提高，以及燒成氣氛的控制等許多方面，均具備了燒制瓷器的條件，因而在浙江上虞一帶首先出現了比較成熟的青釉瓷器，同時也有黑釉瓷器?！?/p>

瓷器出現于東漢，就成為學術界的共識，權威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也在相關條目中明確寫道：“東漢后期，首先是在浙江省紹興、上虞一帶，開始出現了青瓷器。釉呈淡青色，質地和火候等都符合瓷器的標準?！?/p>

由此可見，我國瓷器成熟于東漢，相當一段時間內，已經成為學界的共識。

葉喆民先生認為：瓷器的燒成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其一，制瓷原料的選擇；其二，高溫胎釉的燒成；其三，窯室溫度的控制。亦即《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所說的“質地和火候”。而把瓷器的成熟時期定為東漢，就是在上虞的曹娥江流域發現了符合這些標準的出土物，而且還發現了窯址。所以眾多的專家比較一致的把東漢定為我國瓷器成熟的時期。有的甚至認為，東漢越窯青釉瓷燒制成功，是謂材料學上的革命性成果。

但是，隨著考古發掘的成果不斷涌現，隨著新出土的成熟瓷器的不斷出現，特別是浙江德清原始瓷窯的最新發掘成果，我國成熟的青釉瓷器的燒制成功或許應該提前為戰國時期，比東漢時期足足提前了數百年。瓷器成熟于東漢的共識終于因為浙江德清戰國窯址出土的瓷器而改變。我們不能茍求于前人所作的結論，我們應該慶幸祖先偉大的遺存讓今人能夠不斷修正自己的結論，提高自己的認識。

在重新認識我國成熟瓷器出現的年代時，必須對瓷器和陶器的區別有一個比較科學的認識。許多人把器物表面是否施釉作為區別陶器和瓷器的標準，這是一個誤解。陶也可能上釉，唐三彩就是上釉的陶器。從材料學的角度來看，“瓷和陶的差別在于它的外觀堅實致密，多數為白色或略帶灰色調，斷面有玻璃態光澤，薄層微透光。在性能上具有較高的強度，氣孔率和吸水率都非常小。在顯微結構上有較多的玻璃和一定量的莫來石晶體，殘留石英細小圓鈍。這些外觀、性能和顯微結構共同形成了瓷的特征?！边@些標準是從物理性能上指出了陶和瓷的區別，也就是說，材質是區分陶和瓷的根本條件。這些材質在燒制后出現的物理性能如透明度、強度、氣孔率和吸水率是瓷和陶區別的重要標志?！叭绻f印紋硬陶和原始瓷所用的原料的改進，為越窯青釉瓷的出現奠定了物質基礎，那么爐窯的改進和燒成溫度的提高，就會越窯青釉瓷的燒制成功提供了必要的工藝條件?！边@是李家治先生在其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陶瓷卷》為成熟的瓷器總結的物質條件和工藝條件。材料的改進是為制作更為致密的胎體，爐窯的改進是為燒制更高的溫度，一般情況下，陶器的燒制溫度僅需600℃～900℃范圍，而瓷器的燒制溫度則要在1200℃以上。因此，在得出我國成熟的瓷器出現在戰國時期，不僅需要且有致密胎體的實物發現（參考所列的各種器型的類似“戰國瓷器”藏品），還需要發現戰國時期的能燒制1200℃左右高溫的窯爐，沒有這種窯爐的發現，把瓷器成熟的年代提前到戰國，還只能是一種揣測。

首先，浙江德清地區發現的瓷器的材質是否符合上述的標準。德清及附近地區發現的現收藏于民間的瓷器，與現收藏于德清博物館的瓷器，這些瓷器從外觀上看，瓷胎細膩呈灰色，胎體較春秋時期明顯變薄，器物表面施淡淡的青黃色釉，釉雖然還見剝落現象，但和商周時期的器物相比，胎釉結合程度明顯改善。上海博物館曾對德清出土的38件早期青瓷（或原始瓷）用能量色散X熒光分析方法，測試其化學組成，得出胎的“化學組成數據，其特點是成分相對集中、穩定”“Al2O3含量變化不大，均在20％以下，為南方青瓷的特征；含量較高，在75％左右，胎中Fe2O3、TiO2含量較高，Fe2O3含量一般均在2％以上，但已降低至3％以下。可以看出，這類瓷器的原料已經過一定的選擇或加工，工藝也比較成熟穩定”（《德清火燒山—原始瓷窯址發掘報告》）。這段科學測試的報告證實，戰國時期德清地區的青瓷（或原始瓷），完全符合成熟瓷器的特征。它們胎土的成分“成分相對集中、穩定”，這一定是原材料的選擇經過挑選；它們的化學組成已經和后世青瓷的成分接近，亦即Al2O3和SiO2的含量已經控制得相當成熟。

其次，在這份報告中，還列出了被測試瓷器的吸水率，最低的為0．93％，最高也只有5．65％，和東晉時的青瓷相比，差距不大，在測試樣本中，小馬山遺址出土的瓷器一般也在2．12％左右。這就說明，從吸水率這一指標來衡量，戰國時期德清窯的瓷器也已經相當成熟。

第三，窯爐的發現是原始青瓷轉為成熟青瓷的一個有力的佐證。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宮博物院·德清縣博物館合著的《德清火燒山—原始瓷窯址發掘報告》中，詳細論述了德清古窯址的發現與研究。報告指出“丘陵附近的陶土、瓷土資源豐富，尤其是臨溪沿河的丘陵坡地，交通運輸條件更加方便，是置窯燒瓷的理想場所。”該發掘報告對于火燒山遺址的窯爐有著詳細的闡述。應當指出的是，德清市博物館的朱建明先生對德清市境內原始青瓷窯址的調查和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在《浙江德清原始青瓷窯址調查》一文中，將當時已經發現的原始瓷窯址分為早中晚三類，基本構建了德清原始瓷發展的年代框架。

窯具的發現也是戰國時期瓷器走向成熟的佐證。在火燒山遺址出土的窯具，“僅有托珠一種”“有陶土和瓷土兩種質地，后者為主，陶土質的質地較粗并多開裂，瓷土質的質地較為細膩。”窯具可以改善陶瓷在窯爐中的燒制條件，但這里應該注意的是，這種窯具主要是瓷土，這說明，在戰國時期，德清地區在燒制陶瓷時，已經十分注意胎土材料的選擇，即使是窯具，瓷土已經是首選。

當然，德清地區在先秦時期的窯爐并不止火燒山一處，“以德清的龍山最為密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已經發現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的古窯址近40處”。這些數據充分說明，在先秦時期，浙江的德清地區及其附近，陶瓷的生產已經頗具規模，這種規模一定需要材料和設備的基礎，所以，我國最早成熟的瓷器出現于德清地區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應當說明的是，鑒于被視為正朔的“瓷器成熟于東漢”的論斷一直占據著主流地位，上述許多研究論文和報告都謹慎地把德清地區出土的瓷器稱之為原始瓷，直至2008年“瓷之源原始瓷與德清窯”學術研討會上，這個情況才略有改變。

為了對德清地區出土的瓷器正確斷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經把德清出土的瓷片送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實驗室測試，樣本的炭樣測試的碳十四年代在2435年至2505年之間，正負在35年至40年之間。這就清楚地表明，這些瓷器的地層年代的確在戰國時期。

綜上所述，我國瓷器的成熟年代改寫為戰國，應逐漸被學術界接受。

在文中所列的從商周至漢的瓷器中，可以清晰地觀察到原始瓷至成熟瓷器的發展脈絡。而一些德清博物館中出土的青瓷和民間收藏的青瓷，同樣證實戰國時期我國瓷器已經成熟。

上圖是一件十分有趣的早期青瓷，其器型簡單，就是一個圓餅狀的幾何體，上面布滿紋飾，地紋為谷紋，而突出的弦紋上又布滿麥穗尖的紋飾，因此它不可能是一件簡單的圓餅，而應該是一件戰國時期，用最新試制成功的青瓷制作的祭器——璧。用瓷燒制璧，上面布滿五谷紋飾，這是多好的創意！二千多年前的先民，用最新的技術成果燒制瓷璧，新材料和傳統的器型相結合，制作新形式的禮器，奉獻上蒼，以祈求五谷豐登的良好愿望。這件瓷璧，傳達著三個信息：一是璧這種器型在先民中是祭天的禮器，璧的制作是一件十分莊重而又神圣的事情；二是先民們對青瓷燒制成功的喜悅，他們要用人類最新的技術成就來制作心目中神圣的璧，三是這種瓷璧寄托著先民們心中祈求豐收的良好愿望。由此可見，青瓷的燒制成功，在戰國時期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上兩圖都是戰國時期德清市亭子橋遺址出土的鏤空長頸壺，兩者器型一致，但前者比后者無論是釉色還是紋飾，都略勝一籌。前者胎釉結合緊密，釉色呈青黃，釉層較薄，釉中出現常見的塊狀青綠色厚釉，其釉面甚至比一些西漢的瓷器還要滋潤，說明這樣的瓷器其燒制的火候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溫度。它的凸弦上以小斜線為紋，在相鄰的弦紋上小斜線反向排列，直線狀環繞的弦紋、跳動著的小斜線和鏤空的三角形，使得整個瓷器給人一種靈動的感覺，為這件撇口長頸壺增色不少。而后者胎釉結合不好，釉面聚集不少早期青瓷常見的芝麻點狀，弦紋上雖然不見小斜線，但依然不失靈動的感覺。這件撇口長頸壺，有可能是燒制缺陷而廢棄在窯址的器物。

上圖為兩件十分相似的作品。前者為民間收藏，后者為博物館的藏品。從紋飾上看，當然是后者比前者更為精美，從釉色上看，卻是似乎前者比后者略勝一籌，博物館的藏品已經破損，而民間的藏品卻十分完整，但兩件藏品都是戰國時期青瓷的精品。它們的問世，都為德清地區作為我國青瓷成熟的論斷提供了實物佐證。

參考文獻

［1］中國硅酸鹽學會：《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P127。

［2］馮先銘：《中國陶瓷》，1994年11月第一版，P238．

［3］葉喆民：《中國陶瓷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3月北京第一版，P93。

［4］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考古學》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8月第一版，P170。

［5］葉喆民：《中國陶瓷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3月北京第一版，P93。

［6］李家治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陶瓷卷》，科學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P4。

［7］李家治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陶瓷卷》，科學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P126。

［8］熊櫻菲：《能量色散X熒光分析德清出土原始瓷化學組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宮博物院·德清縣博物館《德清火燒山—原始瓷窯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P157。

［9］熊櫻菲：《能量色散X熒光分析德清出土原始瓷化學組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宮博物院·德清縣博物館《德清火燒山—原始瓷窯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P160。

［1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宮博物院·德清縣博物館《德清火燒山—原始瓷窯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P2。

［1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宮博物院·德清縣博物館《德清火燒山—原始瓷窯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P63。

［12］朱建明：《探索中國瓷之源—德清窯》，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P22。

［1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宮博物院·德清縣博物館《德清火燒山—原始瓷窯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P161。